中年人与青年人

近来在大学一年级作文班上出了一个题目,叫“青年人与中年人”。从学生的卷子看,他们中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的,似乎并不多。他们只说,青年人是进取的,中年人是保守的,所以不免有冲突的地方;但青年人与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双方必须合作,社会才能进步。在这抗战的时候,青年人与中年人的合作,尤其重要;他们若常在冲突着,抗战的力量是要减少的。这些卷子里的结论大概是青年人该从中年人学习经验,中年人该保存着青年时代的进取精神,这样双方就合作起来了。

这些话都不错,不过肤泛些。关于这个问题,我见过两篇好文字。一是丁在君先生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题目可惜忘记了。一是王赣愚先生的《青年与政治》,登在《时衡》里。他们的见解都是很透彻;但丁先生从中年人和青年人两方面说,王先生却只从青年人一方面说。我出那个题目,原希望知道青年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怎样看这个问题,所以题目里将“青年人”放在先头。但是所得的只是上节所述的普泛的意见,没有可以特别注意之点,也许是他们没功夫细想的缘故。我自己对于这问题的看法,是偏重青年人一方面的。因《青年公论》编者索稿,也写出来供关心这问题的人参考。现在有些中年人谈起青年人,总是疾首蹙额,指出他们自私、撒谎、任性、恃众要挟,种种缺点。青年人确有这些毛病,但是向来的青年人怕都免不了这些毛病,不独现在为然。青年期是塑造自己的时期,有些不健全的地方,也是自然的事;矫正与诱导是应当的,因此疾首蹙额,甚至灰心失望,都似乎太悲观一些。况且中年人也不见得就能全免去这些缺点;不过他们在社会上是掌权的人,是有地位的人,维持制度、遵守规则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利益,所以任性妄为的比较少些。照这样说,那一些中年人为什么那样特别不痛快青年人呢?难道他们的脾气特别坏么?不是?这是另有缘故的。

这缘故,据我看,就在那“恃众要挟”一点上。从前青年人虽然也有种种毛病,虽然有时也反抗家长、反抗学校,但没有强固的集团组织,不能发挥很大的力量。中年人若要去矫正和诱导他们,似乎还不太难。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人的集团组织渐渐发达,他们这种集团组织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地位。经过五卅运动,这种集团组织更进步了,更强固了。这些时候,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似乎还相当融洽,看不出什么冲突的现象。因为这一班中年人在政治上无宁是同情于青年人的。九一八以来,情形却不同了。政府的政策能见谅于这一班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却又不能见谅于他们所指导的青年人。青年人开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学校,不信任他们的直接指导人。中年人和青年人间开始有了冲突,这冲突逐渐尖锐化,到一二九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主要的原因是双方政见的歧异。

中年人和青年人的对立便是从这些日子起的。在这种局面之下,青年人一面利用他们的强固的集团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一面也利用这种组织的力量,向学校作请求免除考试等无理的要求。青年人集团组织的发展,原是个好现象。但滥用集团的力量,恃众要挟,却是该矫正的。困难便在这里。青年集团的领袖人物,为强固他们的集团起见,一面努力救亡工作,一面也得谋他们集团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大多数青年都拥护起集团来。集团的性质似乎本来如此,不独青年集团为然,这需要矫正和诱导;但若因为矫正和诱导的麻烦而认为集团力量不该发展,那却是错的。

这种矫正和诱导确是很困难的,那时青年人既不信任学校,却不能或不愿离开学校。在他们,至少他们的领袖的心目中,学校大约只是一个发展集团组织的地方,只是一个发展救亡运动的地方。他们对于学校的看法,若果如此,那就无怪乎他们要常常蔑视学校的纪律了。在学校里发展集团组织,作救亡运动,原都可以;但学校还有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这是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不能同意的。他们去矫正和诱导都感觉不大容易;即使有效果,也是很小很慢的。因此有些人便不免愤慨起来了。

抗战以来,青年人对于政府,至少对于最高的领袖,有了信任心,对于学校和指导他们的人,也比较信任些。中年人和青年人的对立,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尖锐化了,可是政见的歧异显然还存在着。这个得看将来的变化。政府固然也可以施行一种政治训练,但效果不知如何。现在居于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能作的,似乎还只是努力学术研究,不屈不挠地执行学校纪律,尽力矫正和诱导青年人,给予他们良好的知识、技能和品性的训练。将来的社会、将来的中国是青年人的;他们是现在的中年人的继承者。他们或好或不好,现在的中年人总不能免除责任。所以无论如何困难,总要本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作去。哪怕只有一点一滴的成效呢,中年人总算是为国家社会尽了力了。

载1939年4月1日《青年公论》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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