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发娘啊母亲节征稿
岁月如蝉,这日子还没有用旧,却又不得不似蝉蜕一般,层层褪去。母亲也难逃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间竟步入了老年,她的满头白发在一刹那间打破了我心目中一贯的形象。

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老了呢?

我记得母亲先前也有白发,有限的几根,隐藏在其间,但毕竟成不了气候,父亲解释说这是辛苦的缘故。父亲的解释很概括,至今还让我萌生无穷的理解。其实母亲早生白发,是生活之苦的结晶,比如,仅为填满肚皮而没有营养可摄取的劣质食物,比如,既要当好家,又要像个男人一样活跃在田畈劳作,比如,日子不顺心嘴上多唠叨几句还得蒙受我父亲的拳打脚踢,等等,母亲的头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抽出几根白发来,就像稻田里抽出烦人的稗草一样,那是荒芜的开始。

我那时候还在求学,我的弟妹与我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盘剥我父母的血汗。我算是懂事较早的孩子,却没有能力让这样的日子改头换面,就只好随着母亲白发的生长,也在心头生长隐隐的痛楚,因为觉得愧疚,认为这书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读好。

我弟弟终于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夜晚,我们兄弟俩很豪华地一起喝了五瓶苦涩的啤酒,算是分别的开始,第二天,他只身去了大上海打工,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妹妹后来就一直在他两个哥哥所走的道路上挑来拣去,最终算是捱到了初中毕业,再也不想在课堂上吊死。身处这样的家庭,我的愧歉是越来越多。但想想我的父母,总也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后,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光顾我的家庭,我母亲也就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日子一下子染白了头。

我弟弟先是跟着人家到北京上海做学徒,两年后,决心只身一人去闯荡生活,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地才让他走。一年后没有等到我弟弟的荣归,却等来一张公安局的通知。我弟弟在上海犯事,拿了人家装修队里的一支电刨,那电刨价值一千多元,公安局就说要法院。消息传来,急煞我的母亲。那时我已在一所学校教书育人。母亲是到邮电局给我单位挂的电话。我没接到电话,校长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住院得赶紧回去。我直奔老家镇上的医院,着急地打听我母亲的病房,然而医院却说没这个病人。我又急着回到家里,竟发现母亲正眼泪汪汪地坐在门槛上,见我到了家,才止住哭泣,告诉了我弟弟犯事的真相。我惊诧于母亲电话里的谎言,原来她是为我才撒的谎,她只是怕一个坐牢的儿子给另一个国家户口的儿子脸上抹黑呀。

为了救我的弟弟,我们母子俩后来又坐火车去上海。我们唯一的线索是联系上了村长在上海熟悉的一个生意人,希望通过这个生意人走走公安局的关系,把我弟弟说成未满18周岁,然后把他从法律的泥坑里拉出来。那天我们赶到上海时已经华灯初上,按图索骥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生意人的家,却是铁将军把的门。我和母亲,两个标准的乡下人,就像贼似地蹩在人家楼梯口,等不及了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去找他。于是我们开始找地方住,我们在大街上走,看到了好几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宾馆,却怎么也不敢走进去,因为母亲和我的衣袋里加起来的钱才五十块,我当初想,即使我袋里装满了钱,我们两个一踏进宾馆的门,那保安肯定上来阻止或盘问。我至今还想着,我弟弟当初进了派出所,即使他说不偷,人家肯定也不信。这一夜,我们在小区里找小旅馆,找来找去,除了有一家说有一张男铺外,其余的一律饱满。万般无奈,再折回去,要了那张唯一留存的男铺。母亲跟在我身后,更像一个贼似的,竟躲过了门卫一不小心出神的眼睛。那旅馆的所谓的男铺,是一个大间,走廊里过道上全是一张张床,我在那里缩一夜也没什么,可母亲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得有一副厚脸,那里的呼噜声,那里的撒尿声,那里赤膊的男人们,都是让我母亲很难堪的场面。然而母亲只能在我的床上躲过一夜,否则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一夜我们母子俩躺在了一张床上,帐子里躺的是我,帐子外靠墙的地方躲着我母亲。我不知道那晚是怎样艰难地睡去,只记得醒来后旅馆里查房,把我的蚊帐被掀开来,查房人误以为我的睡相太差,也就终于蒙混过关。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我母亲隔着帐子同床而眠,我不知道我母亲那晚躲着时,是怎样的胆颤心惊。所以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作为长兄教训弟弟时的辛酸事,希望他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考虑。

弟弟还是坐了一年牢,母亲的上海之行并没有给他带去福音。只是在这一年里,母亲念叨的始终是狱中的儿子,生怕人家欺负他,总说他的命太苦,说对不起他,等等等等,那一年除夕家里少了个人,母亲是用哭泣勉强地度过的。

弟弟回家后,母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却怎么也赶不上我弟弟人生观改变的速度,很快,母亲开始憎恨我弟弟的懒散。为了守住他的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张罗对像。于是双方看人家,然后双方谈条件,倒也制造出不少生活的甜蜜。然而,这门亲事终因我家条件过不了关,不得不半途而废。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在平凡日子里,自己说是看惯花花世界的弟弟,为了摆脱我父母的烦恼,用美酒加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8岁的生命。

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安葬了我弟弟之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口,用一种痛骂的方式来遗忘一个生命的结束。母亲不哭,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弟弟的不懂事,说他是命里注定的短寿。我们都极力把我弟弟生前的臭事无限地放大,竟也挤出了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母亲说,他死了就死了,以后省得再为他操心。我们说,你以后说不定又要想起他,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不想他了。

然而,母亲到底还是食言了。在我弟弟离开人世后,家里传来的消息永远就一个:母亲在哭。弟弟死时,母亲还在气头上,等到猛然醒悟少了一个亲生骨肉,她怎么也止不住自己作为母亲的天性,更何况白发人送的黑发人。我很理解母亲的这一份情,其实她只是不表达,而那眼泪里盛载的却是天底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份爱心。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餐餐以泪伴饭,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另一世界里那个亲生骨肉的神经。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在祭典和怀念着我的弟弟。这是我弟弟的不幸,但不幸的更是活着的母亲,那是一种折磨。

母亲把那段日子那个家庭哭得无比灰暗,想必必她就在那时把自己的头发也哭得大半白了。

我妹妹的婚事提前摆到议事日程,而且为了填被家庭成员,母亲执意要挑一个上门女婿。这些,都按她的意思办妥。本以为,母亲会忘记了失子的打击。但好景不长,她又亲情难抑,照例涕泣涟涟。我甚至开始无法理解母亲的心理。

一个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寻死喝了农药。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寒冷,我想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我火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灌了药洗了肠,躺在床上说着昏话,想去见我的弟弟。

我们开始检查母亲此前的举动,怕她一糊涂第二次生出轻生的念头。后来知道,原来母亲在我弟弟走后,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准备。她一次次地到医院,凑够了整整一瓶可以让她一吃下去就醒不过来的药。于是挑一个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把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幸亏被人看到她临死前的惨状,又幸亏被速速送到了医院,死亡之神才懒得收留她,否则,母亲就成了我弟弟的殉葬品。

那一天在医院里,我恨恨地骂了我的母亲。我说的意思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寻死的傻见。我说你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你得为活着的儿子着想。我把话说得很苍白,然后母亲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我家曾经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厄运,比如我后来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进了母亲想象不出的城市。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果真,在告别了昏天黑地的日子后,我母亲开始密切地关注起我,把她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身上。尽管此后我妹妹又上演了一出悔婚的大事,把她整个婚姻推倒重来,但我母亲好像再没有哭过。

那年我从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母亲打电话来,语气急急地,劈头盖及问我:“你犯什么事了?”我说:“我犯什么事?你儿子这次调动是很正常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吧。”母亲说:“村里人说你去任镇长一定是犯错误了。”我不想跟她解释官场上的那一套,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母亲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她们也并不需要这方面的理解。但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番话,让我两眼湿湿的,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她说:“我最近看电视,看到一个当官的因为贪污而坐了牢,我越看越怕,我劝你当官了千万别像他那样贪污受贿,我们不要人家的钱,我们不稀罕人家的钱,如果你要贪污,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官,你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平凡母亲的口,怎么说来都不失高尚的风格。此后的日子里,有些人为办事情竟拐弯抹角地到了我老家,我母亲做着一件件令我心慰的事情,就是,她总是按照我的意思把不该收的香烟老酒如数退给人家,也不怕跟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当我从乡镇很正常地调到一个部门任副局长时,社会给予我的舆论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龚来,远远跃出了我的想像空间,所谓的朋友对我视而不见,所谓的亲戚对我敬而远之,我在繁华的都市里打发冷眼和闲言。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是哭哭涕涕的,她悲伤地问:“你倒是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村里人说你什么的都有。”我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为我担心,这是很正常的,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得相信你的儿子。”

为了免得人家无风起浪,我尽量不抛头露面,作为对痛苦的排遣,一段日子里,我长久地在电脑上敲打关于乡村与稻草为伍的那段日子,品味纯正年代的快乐。

清明节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回老家。母亲看到我回家很高兴,像看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在此前的许多年里,清明节那天我都抽不开身回家。而我,却在那天,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已经整个的白了。我能理解母亲的头发是白的,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母亲的头发竟会白得如此透彻,如此耀眼夺目。我的眼光在母亲的满头银丝面前,有点畏畏缩缩。

那天母亲说的另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自从你调动工作后,我的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对于我工作上调动的事,我自以为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老家的母亲竟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精神压力。母亲所谓的身体不适,别人无法理解,我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对于失去一个儿子有过一时的痛不欲生;母亲对于没有孙子的事压根儿不放心上;但母亲对于我的一个平常的调动,却一直没有把心放下。母亲看上去,像刚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重新艰难爬起来的样子,心力憔悴而疲惫。

在母亲面前,我无需更多的话语,我留在家里的那短暂一刻里,总是任凭母亲自言自语的说些她烦心的事,听她说我的女儿,听她说我的工作,听她说村里人的势利,还听她说菜地里又种了什么什么,我只是呆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做一个听众,然后在心里翻滚酸酸的痛苦。我不敢看母亲的头发,因为我始终怀疑母亲是不可能就这样变老。

母亲今年54岁,作为有一个36岁儿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可以称为老人了,可在我眼睛里,她的满头白发与她的年龄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岁月给予母亲的全都给予了,那就是年龄,日子给予母亲的也全都给予了,那就是艰难,那么那满头别的母亲所不具备的白发,又是谁给予的呢?

父亲离家给人家管理一个花木基地去了,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我的老家,竟还辟里啪拉地摆弄两台老布机,织些油盐酱醋酒。我曾经多次提出这活挣不了钱,年纪又大,别干了。可母亲的回答总是很轻松,说闲着也闲着,想织的时候织,不想织的时候就停,解个闷也好吧。在过日子上,母亲有自己的主见。

这段时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地多起来,有时候冷不丁从电脑上爬下来,开着车就往老家冲。其实我回家也不呆多长时间,有时候竟半个小时,最长也就半天,也不留下来与母亲一起吃饭。我只是让母亲看看我,或者让我的眼睛习惯母亲的白发。

我现在能给予母亲的,也就是让她觉得她有一个常回家来的儿子,她儿子带着她的孙女,时不时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了,她就满足了,她就微笑了,她就幸福了。

母亲是没有企求的。

我企求,没有企求的我的母亲,健康长寿。 展开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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