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湖广陈瑞因为放弃追捕何心隐而受到来自中央高层的警告，不得不再次派人马远赴江西抓捕何心隐的时候，在与湖广、江西相邻的南直隶，也在酝酿着抓捕两位书生。

这两位书生和何心隐不同。何心隐是因为以读书讲学为业且颇有学问，谓之书生或者学究，而这两位书生，则纯粹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诸生”。

对“诸生”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生疏。按照明代的制度，科举必由学校，想参加科考，先要经过考试进入县、州、府各级政府所设公立学校，成为一名“生员”，根据资格、条件等，生员又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之分，统称诸生。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学生。他们不像何心隐那样是名流，而是江南的无名之辈。一个是宣城的吴仕期，一个是芜湖的王制，在惹祸上身之前，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

吴仕期和王制，虽然都是学生，情况又不一样，只不过因缘际会，把他们扯到一起了。

祸最早是吴仕期惹起的，这个人是性情中人，也是胸有大志的热血青年。

按说，吴仕期远离京师，默默无闻，和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不沾边儿的。

可是，因为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他不丁忧甚至不奔丧，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可说是举国为之震动。吴仕期和王制，这两个学生就是这场政治风波的余波的牺牲品。

吴仕期一定是特别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中央发生的政治风波比较了解，也有自己的判断。

议论一下不就得了？学生嘛，关心国家大事，指点江山，也很正常的。

不光议论了，还想把自己的想法正式表达出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我们曾经提到过，新科进士邹元标因为不满张居正在其父死后不奔丧、不丁忧，在观看廷杖吴中行等“四君子”的现场，花钱请宦官收下了他的“意见书”，对张居正和皇帝冷嘲热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腿被打断了，还被发配贵州都匀。

这个消息被关心国家大事的宛陵（今宣城）府学的学生吴仕期知道了，他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立即联络江南各府的学生，自发组成“志愿者”，细细盘算着邹元标的行期，日夜兼程，徒步赶了数百里，在镇江的京口，迎接发配路过此地的邹元标。

吴仕期见到邹元标，激动不已，与他握手畅谈天下事，啸聚三日，慷慨激昂，忧虑国事，感慨正直之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吴仕期挥泪和邹元标告别，随后百余名“志愿者”就各自回家了。可是，吴仕期还是义愤填膺，心潮难平，顾不得长途奔波的辛劳，挥笔写了一封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意见书，因为是想寄给国家领导人的，所以也叫万言书吧，核心是批评张居正在其父亲死后不奔丧，不丁忧，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而且还悍然惩罚对此提出异议的正直之士。他认为张居正这样做，已大失人心，不适合再继续待在现在的岗位上了。吴仕期还一厢情愿地拟写了皇帝对他的这份万言书的批示意见：罢斥张居正，召海瑞为首相。

或许，吴仕期并没有指望皇帝能够看到自己的万言书，否则他也不敢擅拟“圣旨”了。他只不过想通过这个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所以就把自己的万言书分发给了一些“同志”。

芜湖（时属太平府）有一位学生叫王制，这个人是不是关心政治我还说不好，不过他对赚钱很上心，也有商机意识。看到吴仕期的万言书和“圣旨”，马上看出是赚钱的机会，于是便进行了加工，把吴仕期的名字，改为海瑞，然后大量印刷，公开销售。

我们也已经讲过，海瑞在张居正执政后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要出来工作的想法，但是都未能奏效，他一直在遥远的海南岛上虚度时光。海瑞虽然闲待着，对政治、政局依然非常关心，比如他听到张居正在为两个儿子中进士的事做工作的消息，就写信给内阁的二把手吕调阳提出警告。因为海瑞的名气很大，所以这些事国人尽知。从情理上推断，张居正在他父亲死后不回家奔丧、不丁忧守制，海瑞一定不赞成；悍然使用非常手段摧残“五君子”，海瑞一定很气愤。所以，现在看到海瑞的上疏，大家都信以为真，争相购买。

书的销路不错，影响也不小，江南的老百姓举手相庆，见面就会说：“哎，你听说了吗？张居正他爹死了，他连回家奔丧都不愿意，禽兽不如啊！还有脸当首相吗？！所以皇上罢了他的官，要派豪华专车去接海瑞当首相啦！”

当时的地方领导，政治敏感性不强。实际上这个时候首都的政治气氛相当紧张，而地方领导却麻痹大意，以至于吴仕期组织江南数府的百余名学生浩浩****到镇江去见邹元标这样大的动静，地方各级领导都置若罔闻，不管不问。现在好了，居然有公开出版物广为发行，恶毒攻击国家的掌舵人，制造政治谣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当地主要领导，仍然没有干预的意思。

但是，也有讲政治的干部。太平府同知——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龙宗武以个人名义，越过不讲政治的一把手，直接把王制印制的畅销书报告给了操江御史胡槚。

却说胡槚收到龙宗武的报告，又惊又喜。惊的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这样的反动书籍、政治谣言，上面追查下来，自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喜的是，奇货可居，以此可向国家最高实权人物邀功了。于是，他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案件很快侦破了。

所谓海瑞奏疏，原来是宛陵学生吴仕期的大作，他下令拘捕仕期入狱。不用说，想赚把钱的王制也被抓捕归案。

既然想邀功，就不能不搞出点儿名堂来。这时候，胡槚的政治水平体现出来了：和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且成为状元的沈懋学也是宛陵人，和吴仕期是同乡，会不会是他背后指使吴仕期呢？

胡槚这个联想，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因为沈懋学中状元是张居正硬提上去的，可是喜庆过后，就赶上张居正父丧夺情，这个沈懋学恩将仇报，与吴中行、赵用贤串通要上书抗议。吴、赵按约行动了，沈懋学晚了一步，被人拦下了。当张居正决定廷杖吴中行他们时，沈懋学四处活动，多次致信张居正的儿子、榜眼张嗣修，请他疏通，最后以辞职表达抗议，刚进入“储相”行列就卷铺盖回家了。张居正对反对夺情的人秋后算账，处理了一大批干部，沈懋学因为已经辞职回家，账也就挂在那儿了。此次倘若能够把沈懋学给收拾了，那领导一定刮目相看了。

于是，胡槚胁迫吴仕期招供幕后主使者。

吴仕期断然否认，胡槚提醒说：“就是沈懋学主使的，你为什么不招供？”

“男子负刚肠，奋直言，肯听人指授焉？”吴仕期硬朗地说。

胡槚没有他的同僚湖广巡抚王之垣胆大、没有江西巡抚王宗载心黑，但是心要细。他一面火速派人到海南岛探察海瑞的行踪，看看是不是他真的有这样的上疏，但最后空手而归；一面急忙向张居正写信，详细报告了吴仕期一案。

按说，两个无名小卒，张居正完全可以一笑置之的。堂堂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中华帝国的掌舵人，犯不着和两个提意见的无名小卒计较的。

张居正不会不知道，臣下（包括他张居正）劝谏皇帝，经常是说，不能惩罚提意见的干部，不说别的，你惩罚他，他就有了名气啦！当年海瑞痛骂嘉靖皇帝，言辞之激烈、用语之尖刻，真是史所罕见，嘉靖皇帝要杀海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劝阻说，海瑞这家伙如此做，就是想出名，你别上了他的当，不理会他，是最好的处理办法，结果海瑞真的保住了一条命。对待提意见的干部如此，对待表达看法的无名小卒，更应该如此。

何况，哪个领导人会没人提意见甚至骂娘呢？古今中外，除个别的领导人，一般群众提个什么意见，表达下不满，只要是非暴力的方式，谁会当回事儿呢？

可是，张居正就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就他一个人最英明、最正确，其他人只要听他的话就行了，凡是不听话的，都不是好人。至于反对他的，那就更成问题了，是想破坏施政，败坏国家。体制内的干部不应该也不能反对他，体制外的名流也不能反对他，普通的老百姓反对他，也不行！

匹夫有责嘛，就是哪怕你是普通老百姓，只要你表达不同意见、有损领导人威信也要承担责任！连卑微的小人物都敢对领导人说三道四，成何体统！国家掌舵人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他对吴仕期这类学生，恨得咬牙切齿，不杀不足以泄愤，明确指示胡槚将吴仕期“姑毙杖下”。

对待何心隐那样的名流，张居正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表态过；而对无名小卒，就无需遮遮掩掩了。

胡槚有了底气，对吴仕期就更加不客气了，龙宗武奉命刑讯逼供——张居正的批语有个“姑”字，打死再说，说明对追究幕后主使一事，并没有放弃。所以，胡槚还是想通过刑讯逼供，让吴仕期供出沈懋学来，连同他一并收拾了。

与此同时，王制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要他承认是和吴仕期预谋作案。

据《宁国府志》记载，吴仕期被打得体无完肤，还是不承认有什么预谋，更不承认受谁指使。

打死吴仕期不难，不是想立更大的功吗？所以，并没有立即打死他，打得昏死过去，再投进监狱，苏醒过来再打。如此反复进行了好几天，还一直不给他饭吃。

吴仕期本来就挺勇敢，不然他会徒步奔波数百里去见国家的“犯人”邹元标吗？再加上受到邹元标的感人事迹的感染，真就是宁死不屈。他年纪轻轻，胸怀大志，还没有机会报效国家、报答父母，当然也是不愿意死的。所以，不给食物，就吃自己的棉袄里的棉絮，棉絮吃尽了，人还没有死。龙宗武一看，指望他招供是不可能了，再留着他也没有用了，遂命人以沙囊堵住吴仕期的嘴，直至他气绝身亡！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吴仕期自知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了，就为自己写了祭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凡有正气，斯有正理，出生入死，二者而已。”

那位想出书赚钱的王制，也没有逃脱一死。

领导的判断力是准确的。两个学生被打死后，也没有人出面抗议。我猜想，很可能还会有人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纯粹的大傻帽儿，自己找死！可不是吗，直到现在还有人说张居正杀的是反对改革的人，该杀，否则就没有办法推进“改革大业”了。

不过，那个时代的官员和现在那些持张居正杀人也是为了“改革大业”的人相比，政治觉悟不高、大局意识不强，加上受到“仁政”的教育吧，总觉得无故杀人是不对的，所以10年以后，当吴仕期的遗孀贡氏和弟弟吴仕朝到北京上访时，都察院孙院长主持对吴仕期案进行平反，并认定当时主持此案的胡槚、龙宗武有罪，判定开除两个人公职，发配烟瘴之地充军。

当年曾经以弹劾都察院陈院长为名实则攻击张居正而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户部副司长王用汲，现在也平反了，正担任着大理寺少卿，对这个判决很不满，他驳奏——即上疏表达不同意见说：“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仕期之死，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万历皇帝觉得王用汲言之有理，只是首相申时行是位和事佬，他打马虎眼说，“吴仕期是自毙，对有关责任人应该减等”。于是胡龙二人仍以谪戍定案。胡戍贵州，龙已被罢官，亦论戍粤东。万历皇帝还下令在宛陵（宣城）建造一座吴仕期的夫妇坊，当地政府在乡贤祠里也安放了吴仕期的牌位，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