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边疆 抗击东突厥唐太宗统一边疆的卓越建树，首推抗击东突厥的武功，它解除了隋末唐初的严重威胁，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突厥是中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北齐，北周时期渐趋强大，建立了“控弦数十万”的军队，进入了阶级社会。隋初，突厥贵族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文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正如杜祐所描述的： “(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刘文静聘使时，以“财帛金宝入突厥”作为借兵的交换条件。突厥可汗“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二千胡骑，微不足道，唐初不过借其声威，以作外援而已。可见，李渊初起的力量是严重不足的，这可说是他称臣突厥的主要原因。

由于存在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故始毕不断欺凌唐朝： “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所谓“优容”,就是恣其所为，不敢违抗。

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去世， “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往吊处罗，赙物三万段。”诏“百官”吊丧的隆重仪式是示以国君礼节的反映，以丝织品三万段孝敬嗣位自勺处罗可汗，这无异是变相的纳贡称臣的继续。

武德三年六月，处罗率军助秦王攻刘武周， “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 “不能制”,实为不敢制，这是唐初称臣于突厥的一个旁证。故同年秋，处罗死，高祖亦“罢朝”致哀， “诏百官就馆吊其使”。

继处罗可汗而立的是颉利可汗，他承父兄之业，兵强马壮，益轻唐朝。“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所谓颉利“言辞悖傲”,流露了他想君临中原的野心。不过，这次“优容”为时只有半年左右，到武德四年四月因双方军队在雁门首次发生冲突，就逐渐消失了。

由上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晋阳起兵交好突厥，到唐武德四年四月双方交恶，前后将近四年时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三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称臣纳贡当然是一大耻辱，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无不讳莫如深。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余，也会泄露天机的。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唐太宗闻讯喜形于色，对近臣说： “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国家草创”,则无国力以御强敌，这是“称臣于突厥”的主要原因，至于“以百姓之故”,当属溢美之词。

其实，唐太宗指出乃父“称臣于突厥”,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是不公平的。据有的学者考证： “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李世民主谋称臣，可见，他与突厥可汗的密切关系，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组成胡汉联军，正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反证。晋阳起兵前夕，他通过心腹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骑兵，组成了反隋主力。这支骑兵可能是由颉利、突利率领的。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当面指责颉利、突利叔侄连兵入扰时，曾说：“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按：应为叔侄)并亲从我”一语可证。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与官军会”,就是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外，他还与未即位前的颉利可汗也有交情： “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属于突厥。(宇文)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颉利愿还五原之地与张长逊部众归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之外，恐怕还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有关，否则颉利不会发突厥兵与李世民会师。

可见，李世民也向颉利借过兵。以上史实说明，唐初李世民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关系密切得多。他屈辱借兵，必受制于人，难免称臣。究其原因，除了斗争的策略性之外，还与唐初国力不足有关。

圈州对阵。颉利可汗即位之后，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唐高祖不胜其扰。武德六年统一战争结束，颉利不愿相邻的中原地区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王朝；而唐王朝统一之后国力虽然比前强大，然而还不足以引兵抗衡，因而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武德七年，颉利、突利率众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县),旋又南上，入扰朔州(今山西朔县)、忻州(今山西忻县),李世民奉命抵御。由于关中暴雨成灾，粮道不通，李世民与诸将颇以食尽为忧，只得屯兵豳州(今陕西邠县)待粮。

颉利、突利指挥万余骑兵居高列阵，唐军气丧。李世民深知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只能智退。于是他亲率百骑奔驰敌阵，义正词严地指责颉利背约入扰，勇气凛然地面召颉利单独决战，还声称对方若倾兵而来，他就毫不畏惧地以百骑抵御。颉利猜不透李世民轻骑列阵的个中底细，又不知唐军虚实，既不能与李世民抗辩，又不敢贸然进击。李世民抓住颉利的狐疑弱点，故意与突利并骑而语，谈到以往的兄弟情谊，责备他践踏“急难相救”的誓言，突利理屈，无言以对。原来颉利与突利叔侄间已有嫌隙，经李世民的轻骑近前，窃窃私语的布下疑团，颉利便“阴猜突利”与李世民有约，终于以智离间了叔侄，使其退兵。然而，次年颉利又亲率劲骑十余万，饱掠朔州后，又进犯太原，唐将张瑾寡不敌众，遭到全军覆灭、仅以身免的惨败。

渭桥之盟。武德九年八月，颉利乘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之机，亲率精骑二十万大举入扰，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京师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然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然而突厥主力未受损失，颉利继续进攻长安，他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以威慑唐军；一面派出使臣对唐廷进行军事讹诈。

唐太宗识破颉利的狡诈伎俩，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面扣留对方使节，一面亲率数骑列阵渭水之南，隔河相对，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在唐太宗的严词训斥下，无言以对。继之，唐大军来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又加使臣被押，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挥师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而还。

渭桥之盟，表现了唐太宗的机智沉着的战斗作风，才使这一严重时刻化险为夷。然而，唐军毕竟不是力胜，而是智退，肘腋仍然不安，谈不到巩固封建统治。为此，唐太宗深谋远虑，积极备战，创造条件，等待时机，转入反攻。

战略反攻时机的成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是战略的大转折。出现转折，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有利的客观形势。唐太宗初即位，对突厥的威胁，感到“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就以自强雪耻，奋发图强的精神激励自己，下定了平定突厥之乱的雄心。

贞观三年，终于出现了反攻的时机，其标志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发生了逆转，突厥由优势趋向劣势，唐王朝由劣势转向优势。双方力量之所以发生消长，主观上是唐太宗积极创造条件的结果；客观上是突厥内部出现统治危机的归宿。

从主观条件来说，首先，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唐太宗即位伊始，鉴于前代君主“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的教训，亲自在殿廷教习卫兵射箭，动员说： “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唯习弓马，庶使汝等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在唐太宗的亲自教习下，卫士射术提高很快，唐太宗对射术高明的卫士赏赐弓、刀、布帛，以资鼓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

其次，扩大府兵兵源，推行军功政策。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了府兵队伍。贞观年间的府兵有三方面来源。一是来自太原元从；其中有晋阳起兵前，李世民委派长孙顺德、刘弘基招募的万余士兵，以后加上李渊与建成的军队约有二万人。二是来自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约有十七万人左右；上述府兵都是武德年间形成的。三是点丁男为府兵，这在唐太宗即位不久的武德九年十二月才开始实行的。

三类府兵大致都有授田。对太原元从“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以示特殊优待。对归附的军人与被点为府兵的丁男，当然不会授予土地。府兵授田质量尽管有所区别，然而不必负担租赋徭役却是一致的，这可从武德九年十二月一场辩论中透露了此中信息。当时唐太宗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想扩大征兵范围。封德彝提出选择“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的建议，唐太宗深表同意，并下诏敕云： “中男(即次男)以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唐初成丁年龄始为二十一岁，中男当在十六岁，按理不能应征。基于此，魏徵断然反对，他振振有词地说： “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可见，府兵虽授田而不纳赋役。实际上府兵是有负担的，兵役即是徭役，府兵有义务轮流番上宿卫或出征作战，都要自备兵甲衣粮，这比租调征敛还重。一般农民力不能堪，实际上主要应征对象是富裕农民，正如戴胄所说的： “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尽从戎旅。”这从唐初规定的拣点卫土标准也可看出： “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如按财力标准择取府兵，必把贫苦农民排除在外，实际应征者主要是富裕农民。

据此，府兵不可能是普遍征兵。这就制约着府兵发挥战斗力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正如均田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样，府兵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兵役，一旦失去这些条件，府兵必然破坏。而唐初正好具备发展府兵制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是地荒人稀为府兵农民授田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阶层。这是保证府兵主要兵源的社会基础。

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有了强大的战斗力。要使府兵发挥战斗力，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唐太宗的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正起到了这种作用，它适应中小地主与自耕农随着经济上的发展、要求寻找政治上出路的需要，而唐初从军杀敌就是一个晋身之阶。根据唐太宗的刑不避权贵，赏不遗疏远的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以致跻身军功地主行列。唐初奴隶出身的马三宝、樊兴、钱九陇等人因立战功，皆封公食邑，钱九陇还上升士籍，就是突出的例子。

可想而知，出身农民或地主的战士立有军功，上升地主或官僚地主更加大有人在，如薛仁贵弃农投军，升任将领。获得勋田转化为军功地主以及苏定方由土豪而转化为官僚地主就是典型事例。

唐太宗执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一些应征府兵与应招募兵把保护身家与获得官爵，勋田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以致参加对外战争成为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募兵亦然)所以能发挥威力的主要原因，也是唐太宗能建立卓越武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贞观初，唐太宗扩大府兵队伍，积极备战，显然从主观上为尔后击败东突厥创造了人力条件。

再从客观条件来说，突厥势力由盛而衰。突厥是个军事封建主义国家，它虽然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国，但与这些部落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与经济利益，也很少有经济文化的联系，它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各部落臣服于突厥，完全建立在军事威胁基础上，一旦这些部落摆脱了突厥的统治，就会使这个军事行政组织趋于瓦解。贞观初，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人相继反抗，薛延陀还与唐朝结成军事联盟，这都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

东突厥失去了这些附属国，反过来加深了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裂痕。唐太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使原先突利与颉利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贞观二年，突利终于背弃颉利，暗地相约唐王朝出兵进攻颉利，从而使唐太宗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此外，由于颉利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施刑罚，牧民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六畜冻死，牧民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 “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这时被俘的汉人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纷纷挣脱奴隶的枷锁，保聚山险地区，或与突厥牧民并肩作战。

由上可知，突厥集团处于上层分裂、下层反抗，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的不利境地，势力大为衰落。唐边将张公谨据此概括出六条有利战机，指出： “颉利纵欲肆凶，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欲谷丧师，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北方霜旱、廪粮乏绝，可取四也。颉利疏突厥，亲诸胡，可取五也；华人在北，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张公谨详尽周密的分析，是对战略转折形势的客观总结。唐太宗正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转入战略反攻的。

定襄大捷与颉利被擒。贞观三年冬十一月，唐太宗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主动反击。任命并州都督李劫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军十万，分道出击突厥。其中以李靖一路的战绩最为辉煌。

李靖是隋代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隋末归唐属秦王麾下。在统一战争中，他屡立战功，具有实战经验。兵法理论与战争实践的结合，使他成为一员杰出的指挥官。李渊称他为“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他的高超战术是善于捕捉有利战机，抓住不放，然后出奇制胜。定襄大捷就是他出奇制胜的光辉军事实践。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领三千精骑由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直趋恶阳岭(在定襄故城南面)。唐军的神速到达完全出于驻扎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颉利可汗的意料之外，且使他腹背受敌，惊恐的颉利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揣测“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李靖就抓住颉利捉摸不透的有利战机，一方面派出间谍进行分化离间；另一方面乘其无备，夜袭定襄，大破突厥，颉利匆匆狼狈逃窜，李靖乘胜夺取定襄。捷报传来，唐太宗欣喜若狂，大肆赞扬李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唐太宗高兴之余，宣布大赦天下，祝酒五日。

李靖出马邑旗开得胜，李劫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以东)也马到成功。颉利撤军碛口，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为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李劫早已埋伏在先，颉利败兵被堵，被李劫杀得大败，“由是酋长率部落五万降于劫。”

颉利经此惨败，已无正面抗衡力量，只得遣使谢罪请和，表示愿意举国内附。唐太宗识破他的缓兵之计，将计就计，同意遣使谈判，使颉利放松戒备。此时，李靖、李劫两军已会师白道，他们猜透唐太宗的意图，为了利于速战速决，不经疏奏，共同制订了突击的作战计划。李靖挑选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干粮，自白道出发。李劫军后继，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骑随军，复进军伏兵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李靖则“督兵疾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追及颉利。颉利惊遁，部众崩溃。此役李靖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俘虏男、女十余万口、牲畜数十万头。颉利率残兵败将万余人逃遁碛口，被李劫堵击，切断了漠北退路。李靖得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穷尽阴山之北。颉利惊魂未定，又被配合李靖作战的李劫切断漠北退路，只得调转马头，西逃吐谷浑，途中众叛亲离，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俘，时值贞观四年三月。

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把骄横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征服了。于是，唐太宗把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收入了版图，统一了唐王朝的北部边境。次年太宗欢宴两仪殿，赋七言诗一首： “绝域降附天下平，八表无事悦圣情。云披雾敛天地明，登封日观禅云亭，太常兵礼方告成。”